一國兩制怎麼走, 還看中央大智慧

2019.09.02


這次由反修例引發的政治風暴,對香港和國家的關係造成了極其嚴重的難以彌補的破壞。


過去兩個多月的示威活動中,發生了多次刻意侮辱國家主權象徵的行為。作出這些行為的人雖是極少數,但其他參與示威活動的群眾並沒有和他們「割席」,沒有對他們的行為予以譴責,這就等如跟他們一起挑戰國家主權了。同樣,參加和平示威的市民,沒有跟那些在和平示威之後進行惡意搗亂的暴力分子劃清界線,這就等如縱容和支持他們堵路、襲警、破壞公共設施、擾亂社會秩序和癱瘓政府運作的行為,跟他們一起打擊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


示威行為 激化兩地矛盾


這些現象,反映了香港社會蘊藏著一股對國家的負面情緒。這情緒已不只是部分老一輩港人因歷史原因產生的反共拒共心態,也不只是年輕一代因民族意識薄弱導至的對國家的疏離感;這是由多種原因形成的對中國政府和內地社會的嫌惡、抗拒甚至敵意。這種情緒,在反修例示威衝突中不斷昇華、激化。


另一方面,在示威活動中出現的挑戰國家主權和衝擊特區管治的行為,內地人民看在眼裡,必然怒在心頭,覺得港人在造反,在造特區政府的反、造國家的反;中央政府看在眼裡,便把事件定性為要顛覆特區政府、篡奪國家對香港管治權的顏色革命。當然,參加反修例示威的人,不代表全部香港市民;而且,參加示威的人當中,相信大部分沒有「革命」或「造反」的意圖。但無可否認,反修例發展至反對特區政府、挑戰「一國兩制」的意識,即使不是香港社會的主流民意,在過去兩個多月佔了壓倒性的聲勢,使特區政府和支持政府的建制派一直陷於被動。無論從事件在本港引起的震盪,抑或從國內國際的觀感來看,都不能把這場風暴說成是少數人在鬧事,不能低估風暴對香港社會的深遠影響,不能設想風暴過後香港和國家可以回復到以前的關係。


缺乏互信 一國兩制難行


於是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都要面對一個嚴峻的問題:「一國兩制」怎樣走下去?


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之間的包容互信,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重要條件。不幸地,在最近這十多年,特別是最近七、八年,這包容互信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如果說跟中央政府缺乏互信的只是香港的反對派,那麼也不得不承認,反對派得到香港相當一部分市民的支持,他們代表的民意不容忽視;這可從歷次選舉的結果,以及這次反修例示威的規模可以看到。


正是因為猜疑多於互信,令《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不能成功進行,令政制發展的三次嘗試失敗了兩次,令國民教育課程進不了學校,更令修改《逃犯條例》觸發巨大政治危機。這些都是「一國兩制」實踐遇到的挫折,而每一次挫折,又加深了港人——起碼是代表相當一部分港人的反對派——和中央政府之間的矛盾,增加了雙方之間的猜疑,擴大了雙方對「一國兩制」實踐的評價和期望的差距。


假設特區政府憑自己的力量成功止暴制亂,不至局面失控(萬一不幸失控,後果難以估計);風暴過後,將會出現怎樣的光景呢?


扭轉局面 靠中央大智慧


這場風暴令很多人感到震驚,國家領導人很有理由感到震怒。痛定思痛,追查致亂原因,一個很自然的結論,就是動亂是由香港內部的敵人勾結外國勢力搞起來的,得到反對派的支持,利用了受蒙騙的民眾。要防止再發生類似動亂,除了要狠狠打擊敵人(例如「港獨」分子)、教育廣大民眾之外,還要認真對付反對派,壓縮他們的活動空間。「中央對香港過分仁慈」、「應管不管」、「縱容反對派」、「養虎為患」一類的意見,在香港的建制陣營和內地民間,早已時有所聞,最近更甚囂塵上。中央政府如果要在風暴過後調整對香港的政策,「加強管控」的意見肯定要佔上風。


另一方面,在這場風暴中,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跌至歷史的最低點,對建制派的支持當然也跟著下滑,這起碼間接令反對派在社會上得到更大的支持。反對派挾著更強的民意,只會向中央要求更多的自由和權利,更大的活動空間,這就要和中央加強管控的政策措施發生正面衝突。不妨想像:如果反對派在接下來的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中贏得多數議席,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能否有效施政,以貫徹中央政府對香港加強管控的政策呢?又如果特區政府採用嚴厲措施,例如「DQ」大量反對派候選人,以保證建制派在選舉裡贏得多數議席,社會又會怎麼反應呢?無論是哪一種情況,特區政府的管治都會舉步維艱,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只會進一步削弱。


要扭轉這樣的局面,唯有靠國家領導人的大智慧。

刊於 am730

會務顧問 曾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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