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0.07
於立法會會議上討論議員議案「立法規管工時」發言全文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
蔣麗芸議員：代理主席，經過剛才有關國民教育的議案辯論後，我發覺很多事情必須符合各方的意願才可進行。國民教育這議題已討論了十多二十年，並在社會及議會取得共識後才出台，這樣竟然也出亂子，更何況是一些未取得社會共識的議題呢？
代理主席，我以前在工廠工作，以我所知，很多廠商都會給工人加班費；很多工廠甚至會多一點五倍，甚至兩倍的加班工資。這是二十多年前的做法，因為工廠一般採用計件工資制，容易訂出一套比較客觀制度讓工人依從。但是，文職人員的加班工作量難以量化，因為其工作量難按件計算，那麼，這些人員的加班工資應怎樣計算呢？
舉例而言，僱主在僱員下班後或休假期間，致電請他們協助發電郵給客人，這樣是否計入工作時間呢？舉另一個例子，同事在辦公時間上網處理私人事務，例如登入個人網頁，僱主發現後應否扣減其工時呢？所以，我們考慮立法時必須十分小心，立法後僱主自然會提高對僱員的要求，甚至稍一有空便監察僱員。我相信這樣其實會令僱傭關係更為緊張，對整體社會未必有利。
至於部分政黨建議以工資補償加班工作，我覺得這項建議或許與家庭友善政策存有衝突，因為我們一方面指在職父母的工時太長，沒有時間陪伴家人，希望他們能享有更多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卻建議給予更高的加班費來鼓勵他們加班。我覺得這真是非常自相矛盾。事實上，我們亦進行了調查，發覺很多僱員寧願放取補假，也不願支取工資補償。因此，我們應該就如何訂立標準工時做好諮詢工作，千萬不要像國民教育議題般，討論多時最終也不承認諮詢結果，這是沒有意思的。
此外，我亦想談談僱員心理問題。我其實曾與很多“打工仔”傾談，發現他們大多對僱主十分忠心，盡忠職守。雖然下班時間到了，但有些僱員看見僱主未離開，覺得僱主可能隨時需要協助，所以也不離開公司。當然，當中亦有些僱員是看見僱主未離開，為免留下壞印象而不下班。無論是哪種情況，若僱員下班後留在公司，這應否視為加班呢？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是否要甩這些僱員出去呢？所以，面對這種情況，如何界定為加班，往往是較為複雜的。
因此，民建聯提出的修正案，是希望能夠透過成立由勞方、資方、官員及學者等多方代表組成的標準工時專責委員會，諮詢不同持份者對標準工時的意見。我們亦希望不同持份者可在委員會的框架下，開誠布公地探討標準工時的執行細節，在取得共識後盡快採取適當措施，包括草擬法例及訂定相關指引，落實委員會的決定。
代理主席，我亦想說一個我剛大學畢業入行的故事。當時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工廠擔任人事部職員。每逢加班高峰期，日薪工人便十分高興，因為可享有一點五倍、甚至兩倍的加班工資；而月薪工人卻不太高興，因為他們當時並無加班費，但享有年終雙糧及花紅。對於他們加班不能立刻支取補償的情況，我當時也找僱主傾談。僱主知悉也認為應提升員工士氣，使他們更盡心為公司服務。但是，經過連番考慮後，月薪的計算方法十分複雜，除非將所有月薪工人轉為日薪，否則難以如日薪工人般按件數計算加班費。因此，僱主最後決定以假期補償加班工作，並增加年終花紅的比例。直至現在，僱主及僱員亦相當滿意這個決定。
其實，這個故事亦證明，勞資雙方是利益的共同體。很多勞工議題都存在共同點，勞資雙方理應互諒互讓。我們相信勞資雙方都是說理的人，最低工資委員會最近亦成功透過協商達成共識，定出時薪30元的方案。我們亦期望，透過成立標準工時專責委員會的平台，讓勞資雙方更緊密合作，攜手達成雙贏的標準工時方案。
代理主席，民建聯對張國柱議員的原議案，以及馮檢基議員、郭偉強議員、單仲偕議員、梁繼昌議員等的修正案均會投棄權票，主要因為現階段還有很多問題未徹底討論，社會亦未取得共識，確立標準工時的立法時間表及法案細節是言之過早。不過，對於田北辰議員的修正案，由於其理念與我們的修正案相近，所以民建聯會投贊成票。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