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訴訟諮詢文件》民建聯意見書

2010.02.04


民建聯認為,設立集體訴訟制度的主要目的,便是集合擁有共同或相近性法律爭議的市民,透過司法渠道,維護權益,尋求公義,特別是雷曼兄弟投資產品事件發生之後,有關制度便顯得更具必要性。故此,我們觀迎法律改革委員會提出的《集體訴訟諮詢文件》。


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最常遇到消費權益受損的問題,民建聯過去亦曾協助市民申請消費者訴訟基金的資助,尋求司法公義。事實上,由於大多數消費者與商戶之間所存在的爭議,都具有共同或相近性的法律觀點,而相對於大財團,消費者的司法資源又往往處於弱勢,消費權益案件亦因而最適合透過集體訴訟方式進行,故此,我們建議集體訴訟制度應先適用於消費者的申索個案。是故,我們支持建議7,增加消費者訴訟基金的資源,藉此透過集體訴訟方式處理消費者申索案件。


對於諮詢文件提到,有意見擔心引入集體訴訟制度可能產生的潛在風險,例如因集體訴訟的成本較低,因而鼓勵了不必要或無勝訴的案件,從而令香港衍生“濫訴”的文化,我們亦對此表示關注,故此,認同諮詢文件的建議2,在集體訴訟制度中引入適當的程序,以篩除明顯不可為案件,並應設立適當規則,藉此確保司法效率、公平及合乎成本效益等原則。我們期望透過這些司法規則及原則,在准許市民透過集體訴訟,共同保障其權益之餘,亦要顧及到社會的整體利益,避免司法資源遭到濫用。


對於如何參與集體訴訟的方式,我們對建議3的「選擇退出機制」,持保留態度。我們認為,只有當事人清楚明示自願參與某項訴訟,相關的訴訟裁決才能對當事人具約束力。然而,建議中的選擇退出機制卻先假設所有相關人士成為共同申索人,再規定不願參與者須提出明確的退出要求,這項建議,違背了個人應具有主動及自由權去選擇是否及如何保護其個人權利的原則。


無可否認,諮詢文件所指的,集體訴訟機制的理念是加強市民尋求司法公正的渠道,然而,我們認為,這並不等同可以「強行」要求所有相關的當事人必須透過司法訴訟尋求公義。我們相信,解決爭議,司法訴訟只是其中一個選擇,而非唯一一個,而雷曼事件便足以反映有關問題。假若採用選擇退出制度,部分擁有特殊情況如年老或缺乏投資經驗的「苦主」,在未有他們的委托之下,已「被強行」捲進集體訴訟當中,並因而受到裁決約束,從而令他們原可與銀行較早達成和解協議,取回款項的情況不能發生。盡管諮詢文件提到,選擇退出機制可讓個別人士以明示方式選擇退出,但根本問題在於,假若個別人士本身並不認識或不熱衷於參與集體訴訟,實在難以確保他們會知悉須明確表示退出的時限及程序。


另一項我們希望表達的意見,是集體訴訟應否適用於公法案件。諮詢文件雖未有任何結論,但所提出的四個方案其實都是建基於集體訴訟制度應適用於公法案件的前提。此外,諮詢文件又提到,若集體訴訟制度不適用於公法案件,但仍可賦予法庭酌情決定權,為處理涉及多方的公法訴訟設定適當的架構,例如參照英格蘭的經驗,利用測試案件或通過解決共通於所有申索人的爭論點,以建立本港的集體訴訟機制。對於這項將集體訴訟制度適用到公法案件的意見,我們認為確實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憲制性改革”,實不宜輕率作出決定。我們認為,無論集體訴訟制度應否適用於公法案件,又或在不應該適用之下,應否賦予法庭酌情決定權等建議,都應當繼續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故而不適宜在此份諮詢文件,便作出定論。


要確切落實集體訴訟於本港司法制度之下,涉及到不少法例或司法程序的修改工作,過程繁複,故此,集體訴訟機制的設立宜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正如我們上述的意見,集體訴訟機制可先適用於消費者申索個案,藉此累積相關的經驗,再進行其他的檢討工作,從而完善本港集體訴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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