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21
有人說錢鍾書在其作品中，很少論及與其同代的周氏兄弟，即魯迅和周作人，不知何故。
但「很少」不等於沒有。在錢的散文集《人生邊上的邊上》中，有一篇名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者，就是對周作人所出之書的評論。
在這些文豪級數的文學大家的作品之前，筆者絕不敢妄言妄語。引起興趣只是因為錢在評論中說過的一句話：「要革人家的命，就因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繼續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遵命…一切社會上政治上的革命，亦何獨不然。所以我常說：革命在事實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論上的失敗」。
香港一些政治人，尤其是有街坊基礎的，輒喜按期向選民報告自己的政績。以街板、圍縵、傳單、大聲公甚至在報章宣傳「成功爭取」甚麼甚麼的。初時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向選民report back的方式，但英雄慣見後，便覺得不外如是，甚至因見得太多而生厭了。若報功者是以個人為單位單打獨鬥的，盡其能力可以爭取到的，相信也不會有多大份量。
反觀若是有團體組織者，事前可以高高叫價，然後看有多少可落袋再匯報便可觀得多了。
假設在行政長官每年的施政報告宣佈前，提出了三十項要求。長官宣佈後，其中有與之呼應者有十八項，便可以說是爭取到了十八項。也可用指數來表達，如60%成功。
我們參照錢鍾書之意，可用另一種方式來表達，就是編制一套「遵命指數」和「不遵命指數」。以此例而言，其中的遵命指數是60%，而不遵命指數就是40%。
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長官去年已呼應的，是否真正的做出來并產生效益了。這也可以按同一方法去審查，也編制一個指數出來，讓人容易明白。
財政預算案等亦可作如是觀。
政治組織可以藉遵命指數的高低向民眾邀功，也可顯示其與政府的榮辱與共的親密程度。其實我們對遵命指數不用太關心。已做了便不必多提了。如早前講及遊成都文殊院時見過的廟前聯語：「見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更需要關心的是不遵命指數。因為若不遵命指數連續高企，且覆蓋範圍廣的話，顯示官方不願聽民意，兩者之間在expectation方面有脫節，仍無有效方法去消減的話，慢慢就會演成積怨，終有一天會激出革命也。
依錢所言，革命成功者上台後，搖身一變就變成了自己早前誓要打倒的對象，一樣自以為是不肯向人民遵命。於是，又漸漸變成新的被革命目標了。
近期觀亞視的「顏色革命十年反思」片集，看着此類國家由蘇聯解體到花卉革命，取得獨立而人民生活卻苦不堪言。現政府恐怕很難再藉選舉得勝繼續執政了。這是一個很典型的由不遵命到革命的循環生動例子。
特區政府宜設立適當的機制或渠道，收集人民的不滿情緒，編成不遵命指數以為自警和自勵，同時委託幕僚智囊，盡心盡力尋求答案，不令情況惡化，而且積極尋機表示自己願意遵命，錢的預言便無從落實，也即是說，不遵命也促不成革命了。
立法會內「拉布三人組」的角色有時令人摸不着頭腦。按其人平時行為模式推論，他們應是嚴厲追究官員不遵命的一群。但是他們對遵命的官員也沒有甚麼好說話，因而令人覺得他們似是蠻不講理只懂吵鬧的一群。
又如在鏡頭前面扔「溪錢」。此本是民間習俗，因為有人去世，其遺屬送棺材上山時在路上不斷扔洒，說是給路旁小鬼的「買路錢」，希望可借條路行，勿要為難也。他們卻隨處亂扔，是表示其家剛有人過世麼？扔向官員即視之為小鬼，實有欠尊重，也顯得其人之缺教養。
過去一段長時間，議會的秩序都是有規有矩的。可能因為議員們都是飽學或事業有成之士，人人皆懂得互相尊重，有共同願望把事情做好而互有堅持和讓步。現在卻淪落為一個無異於供市井打罵之徒羞辱人唔使擇日子之地。
六月初的維園《城市論壇》最令人感慨。數年前立會選舉前有電視辯論，參選者按次序發言。泛民者待對方一開口，即亂插話窒住其言。被插者不甘心故堅持發言，結果變成多聲道，觀眾聽不清楚，但看得分明搗亂者是誰。伏爾泰之名言「吾不以汝之言為然，惟將拚死維護汝可出此言之權利」已成過去矣！
當日在維園是好佬難敵爛佬之例！往日插慣斯文人以為很過癮者今亦被人狂插之！他們到處亂衝亂撞，似享受着無限的自由，就欺負對方不敢不守規矩，他們就可以在此人家忍手自己放手的環境中大展拳腳了！如果惡言真有匕首或投槍的作用，當日李卓人所身受者，已離「凌遲」不遠了！
這就是我們想要的民主麼？就要靠這班人以此方式為我們爭取民主麼？對大量只期望日子過得好一點之人而言，那個算是遵命，又那個算是不遵命呢？
刊於信報
香港執業會計師馮培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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