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遵命

2014.06.21


有人說錢鍾書在其作品中,很少論及與其同代的周氏兄弟,即魯迅和周作人,不知何故。


但「很少」不等於沒有。在錢的散文集《人生邊上的邊上》中,有一篇名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者,就是對周作人所出之書的評論。


在這些文豪級數的文學大家的作品之前,筆者絕不敢妄言妄語。引起興趣只是因為錢在評論中說過的一句話:「要革人家的命,就因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繼續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遵命…一切社會上政治上的革命,亦何獨不然。所以我常說:革命在事實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論上的失敗」。


香港一些政治人,尤其是有街坊基礎的,輒喜按期向選民報告自己的政績。以街板、圍縵、傳單、大聲公甚至在報章宣傳「成功爭取」甚麼甚麼的。初時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向選民report back的方式,但英雄慣見後,便覺得不外如是,甚至因見得太多而生厭了。若報功者是以個人為單位單打獨鬥的,盡其能力可以爭取到的,相信也不會有多大份量。


反觀若是有團體組織者,事前可以高高叫價,然後看有多少可落袋再匯報便可觀得多了。


假設在行政長官每年的施政報告宣佈前,提出了三十項要求。長官宣佈後,其中有與之呼應者有十八項,便可以說是爭取到了十八項。也可用指數來表達,如60%成功。


我們參照錢鍾書之意,可用另一種方式來表達,就是編制一套「遵命指數」和「不遵命指數」。以此例而言,其中的遵命指數是60%,而不遵命指數就是40%。


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長官去年已呼應的,是否真正的做出來并產生效益了。這也可以按同一方法去審查,也編制一個指數出來,讓人容易明白。


財政預算案等亦可作如是觀。


政治組織可以藉遵命指數的高低向民眾邀功,也可顯示其與政府的榮辱與共的親密程度。其實我們對遵命指數不用太關心。已做了便不必多提了。如早前講及遊成都文殊院時見過的廟前聯語:「見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更需要關心的是不遵命指數。因為若不遵命指數連續高企,且覆蓋範圍廣的話,顯示官方不願聽民意,兩者之間在expectation方面有脫節,仍無有效方法去消減的話,慢慢就會演成積怨,終有一天會激出革命也。


依錢所言,革命成功者上台後,搖身一變就變成了自己早前誓要打倒的對象,一樣自以為是不肯向人民遵命。於是,又漸漸變成新的被革命目標了。


近期觀亞視的「顏色革命十年反思」片集,看着此類國家由蘇聯解體到花卉革命,取得獨立而人民生活卻苦不堪言。現政府恐怕很難再藉選舉得勝繼續執政了。這是一個很典型的由不遵命到革命的循環生動例子。


特區政府宜設立適當的機制或渠道,收集人民的不滿情緒,編成不遵命指數以為自警和自勵,同時委託幕僚智囊,盡心盡力尋求答案,不令情況惡化,而且積極尋機表示自己願意遵命,錢的預言便無從落實,也即是說,不遵命也促不成革命了。


立法會內「拉布三人組」的角色有時令人摸不着頭腦。按其人平時行為模式推論,他們應是嚴厲追究官員不遵命的一群。但是他們對遵命的官員也沒有甚麼好說話,因而令人覺得他們似是蠻不講理只懂吵鬧的一群。


又如在鏡頭前面扔「溪錢」。此本是民間習俗,因為有人去世,其遺屬送棺材上山時在路上不斷扔洒,說是給路旁小鬼的「買路錢」,希望可借條路行,勿要為難也。他們卻隨處亂扔,是表示其家剛有人過世麼?扔向官員即視之為小鬼,實有欠尊重,也顯得其人之缺教養。


過去一段長時間,議會的秩序都是有規有矩的。可能因為議員們都是飽學或事業有成之士,人人皆懂得互相尊重,有共同願望把事情做好而互有堅持和讓步。現在卻淪落為一個無異於供市井打罵之徒羞辱人唔使擇日子之地。


六月初的維園《城市論壇》最令人感慨。數年前立會選舉前有電視辯論,參選者按次序發言。泛民者待對方一開口,即亂插話窒住其言。被插者不甘心故堅持發言,結果變成多聲道,觀眾聽不清楚,但看得分明搗亂者是誰。伏爾泰之名言「吾不以汝之言為然,惟將拚死維護汝可出此言之權利」已成過去矣!


當日在維園是好佬難敵爛佬之例!往日插慣斯文人以為很過癮者今亦被人狂插之!他們到處亂衝亂撞,似享受着無限的自由,就欺負對方不敢不守規矩,他們就可以在此人家忍手自己放手的環境中大展拳腳了!如果惡言真有匕首或投槍的作用,當日李卓人所身受者,已離「凌遲」不遠了!


這就是我們想要的民主麼?就要靠這班人以此方式為我們爭取民主麼?對大量只期望日子過得好一點之人而言,那個算是遵命,又那個算是不遵命呢?


刊於信報

香港執業會計師馮培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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